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10月15日选择在北京大学召开了成立大会。联盟中出现了招商银行、IBM、万科、诺基亚、平安保险、思科、惠普、TCL、均瑶、南方报业等等人们耳熟能详的企业。借北大校园，他们传递出一种“达则兼济天下”的济世观念。
 
 
　　社会责任、企业公民，这些词汇正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种论坛和媒体当中，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的成立，则将企业的自律发展为有组织的自觉。一个企业的力量是有限的，而一个社会集群则可以形成改变世界的合力。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20余年间持续稳定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4.9%，远远超过1870年至1913年的2.6%的增长率，开创了被称之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黄金时代”。

　　面对高速的经济增长，西方有识之士已在关注企业与社区间的关系。1970年9月，诺贝尔奖得奖人、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刊登题为《商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利润》的文章中写到：“企业的一项、也是唯一的社会责任是在比赛规则范围内增加利润。”这时候，他已经强调，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第二目标，企业的第一目标是保证自己的生存。“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必须承担社会义务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成本。他们必须以不污染、不歧视、不从事欺骗性的广告宣传等方式来保护社会福利，他们必须融入自己所在的社区及资助慈善组织，从而在改善社会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随着企业日益成为社会经济的市场主体，企业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基本力量。据统计，1995年全世界100大经济体中就有51个是跨国公司，剩下的49个才是国家经济体。

　　在企业的作用日益重要的情况下，企业行为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企业本身，而具有越来越强的社会外部性，从而，“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理论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从20世纪80年代掀起的环保运动到90年代至今的社会责任运动，企业的发展战略已经和全社会乃至全球的福利联系在了一起。

　　美国《财富》杂志最近作出一个判断：“世纪管理大师”韦尔奇的时代过去了。对于韦尔奇时代的商业伦理，《财富》把他们归纳为7条规则：股东至上、大就是好、数一数二、成本控制、雇员排名、魅力CEO、崇尚力量。但人们遗憾地看到，股东至上的原则，最后变成了操纵收益、会计骗局、并购狂潮以及短视的投资，最终损害了股东的利益。

　　人们对于韦尔奇式商业伦理的反思也正是基于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诉求。

　　康德曾说过，“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对它们反复思考，它们所引起的敬畏和赞叹就越是充溢我们的心灵，这就是高悬头顶的灿烂星空和深据内心的道德法则”。

　　企业经营当然需要赢取利润，但只有阳光的、经得起道德检验的利润，才能给企业带来人格上的光辉，赢得人们对企业的尊敬。我们已经看到高速成长的中国企业正在扮演更积极的社会角色。

文/刘冬